网红书记陈行甲离职:厌烦戴面具做人、做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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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红书记陈行甲离职:厌烦戴面具做人、做官

2016-12-07 11:22 · 新华网 · 1998人阅读

12月2日中午,陈行甲在微信朋友圈发出一篇《再见,我的巴东》告别信,宣布离任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巴东县县委书记。


此时陈行甲刚刚被列为湖北恩施“州领导班子换届新提拔(重用)人选考察对象”,他的仕途或将再上层楼。而陈在巴东多年的政绩,及其颇具个性的行事风格,更为他在民间赢得大量粉丝——他曾当众怒斥工程贪腐,点名炮轰当地腐败官员,并说要“代表五十万巴东人整死他们”; 他也曾为推销当地旅游而亲自上阵,又是跳伞又是拍MV,当足了“网红主播”。


在陈行甲的支持者们看来,这样的“政坛明星”不仅在仕途前景上堪称“明日之星”,亦代表了新时代官员的一种新趋向。陈行甲自己也这么看。他曾当众表示,自己“没想当大官,不怕得罪人,在官场树敌也无所谓”,也“愿意像个小丑一样唱歌给大家听”。

只不过,或许连陈行甲本人都未曾料到,“坚持个性”并不是件容易的事。有时候,这种难度要远超他们的想象。

很长时间以来,中国官员尤其是基层官员的主流形象是平稳、低调。大多数官员都相信“人怕出名猪怕壮”,担心“树大招风”,何况一些政治生态不良的地方还有种种“潜规则”,既然“水很深”,不如“明哲保身”。于是,很多人将低调视作“务实”的代名词,宁愿多做少说,也不愿多说——当然,说得多做得少、“说的比唱的还好听”的也大有人在,但这些官员往往自身不硬,偶一不慎就容易仕途翻船,很少有好下场。

在“做”与“说”之间做选择时,大多数官员不会先选择“说”——至于做不做,则是另一回事。因而这些年,人们见惯了因“说得多做得少”而落马的贪官,更见惯了用“三缄其口”换“万事太平”的庸官,甚至习惯了从“多说多错、少说少错、不说不错”演变为“多做多错、少做少错、不做不错”的“为官之道”。


这时候,陈行甲的横空出世便显得格外另类。一方面,他显然是个爱说的官员,并且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,屡屡挑战“禁忌”;另一方面,他又是个爱“做”的官员,不仅“做秀”,也在“做事”——有人评价,陈行甲在位时发过的“毒誓”,最终并没有放空炮,而是一句句都落实了;在其治下,贫困县巴东的面貌也有了长足改观。不必怀疑陈行甲的“敢说敢做”,不然他也当不上“全国优秀县委书记”,也不会被列为重点考察的“后备干部”。

敢说敢做,能说能做,没人会否认这是“好干部”的应有标准。但恰恰是这样的官员,现实中依然难免碰壁,乃至意兴阑珊。据媒体报道,心直口快的陈行甲也不那么顺心如意,令他感受打击的不仅是日常中“格格不入”的孤独感——“你可以什么都不做,不做,没有功,但也不会有过,戴着面具,只讨领导喜欢就行,这是一些官员心中的为官逻辑”;也是一封封“字字珠玑”的举报信,列数他的“七宗罪”,称其“排除异己”、“自我炒作”、“捞取政治资本”……这些是萦绕在官员周身一种同样真实的政治生态,它似乎在印证“枪打出头鸟”有多么合理,告诉官员们“低调做人”是多么重要。


这就是一种吊诡的状态:一面表现出“高度自信”,一面也有“难言之隐”。许多敢做敢说的“个性官员”常年徘徊在这种两难之中。陈行甲的去职算是一种回应,从目前看,多少有些令人可惜——尽管作为正常流动的“官员辞职”早已不是新闻,也不该被刻意当作新闻,但一名有作为的“个性官员”的流失,总是这个群体的损失。陈行甲当然不会完美无缺,“七宗罪”是不是有哪怕一丁点的合理成分,也大可再作核查。但即便“个性”伴随着“缺陷”或“过失”,一个敢做敢说的官员,总是值得花力气留下的。

陈行甲的离职已成定局,其后续如何,不妨尊重当事人愿望,“悉听尊便”。倒是一个更具普遍性的问题,更值得大家来一番反思:如果还有下一个“陈行甲”,我们还容得下他吗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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